红色的“拆”、“验”大字注明了老房子的命运
村内未搬迁的住户生活日常如旧
一路之隔,新建的高层小区住宅已经投入使用,另一边还是城中村状态
沙沟尾村老村东口,一块刻有村名的大理石碑树立起来,提醒人们这里曾有一段历史
“他们,就是签了赔偿协议,搬出去,然后现在又搬回来的。”董珍指着不远处的两人:“在心里面,我们已经跟他们分成两派了。”
9月底的一个傍晚,71岁的沙沟尾老村村民董珍吃完晚饭,习惯性地踱到老村的一个公厕边上。村里几位老人坐在那儿的两个破旧沙发上,大家正在聊天。聊着聊着,老人们又谈起4年前那份没签的拆迁赔偿协议,当一对同村的中年夫妻来上厕所时,董珍等人压低了声音。
2011年,隶属于昆明市高新区沙沟社区居委会的沙沟尾老村启动拆迁改造,但只有部分村民签了协议。村子就此埋下了看不见的裂痕:一边是签协议的,一边是没签协议的。
如今,沙沟尾老村的房子还没拆,人心却已渐渐离散。
拆迁
虽然空房还未被拆,但是未搬走的村民和已搬走的村民,已经分成了两派。双方明里虽然没有冲突,但是暗里存有隔阂。
董珍体型微胖,面色有点红润,这让她看起来比同年龄段的其他老人更显年轻。她出门常戴耳环,几个月前左边的耳环丢了,她就只戴着右耳环。在村里其他老人眼里,董珍是个“会唱歌的人”,常参演一些晚会节目,“晓得村里面很多事”。
沙沟尾老村的村民之所以分成两派,这还要从4年前的拆迁改造,以及更早的生活变迁说起。
在村民们的记忆中,被城市化浪潮席卷之前,沙沟尾村是个田多人少的村子,与周边其他村子相比,生活算是宽裕的。但自1992年起,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开发建设中,沙沟尾村的田地逐渐全被征用。
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,村民们只能洗脚上田,“过着既不是市民,也不是农民的生活”。沙沟尾村不再宁静,村民的心也不安定。这几年,董珍越发感觉到,身边的人,包括她自己,比以前更焦虑了。“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,但是个个都怕过得不好。”但是,她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原因。
与董珍的不吐不快不同,62岁的董大爷沉默寡言,习惯坐在一旁听他人谈论,他自己则陷入沉思。头上灰黑色八角帽遮挡住了他的表情。
“没田没地,没有生活来源。年轻人只能在外面打工,老年人在家里没什么活路。”董大爷说话慢,就像是做总结。“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”
现在,田地没了,房子就成了村民的命根子。
9月9日中午,董大爷背着手,微弓着腰出门散步。走到村里一栋空荡荡的4层楼房前,他停下脚步抬头看房子。房子早已没有住人,门已被砖封堵起来,一楼的窗户被塑料袋遮盖,墙上有红漆喷的“拆”、“验”大字。墙体外侧布满绿色痕迹,排水管口不停往下滴水,“嗒嗒嗒”滴在水泥地上。此时,在周边楼盘的工地上,施工机械还在“哐当哐当”地响着。
如今的沙沟尾老村,无人住的房子与有人住的房子交错分布。这一景象,已有4年之久。
2001年,沙沟尾新村从老村分了出去;2008年昆明启动城中村改造计划后,2009年10月沙沟尾新村就启动拆迁改造,2011年9月完成了所有拆迁工作。现在的新村,已是经典明苑小区。
当新村启动拆迁改造时,董珍就有了担忧:“村子分了没满10年就拆了,哪天怕也会轮到我们老村。”
董珍的这一担忧,不久就成了现实。2011年当沙沟尾新村完成拆迁后,老村也被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。当年,老村的106户村民与开发商签了协议,之后就拿着过渡费搬到外面租房住。搬走时,他们把房屋全都清空,等着拆迁队来拆。
然而,4年过去后,这106户村民的房子还在——因为剩下的14户村民没有与开发商达成补偿协议。老村的拆迁改造计划现在处于停滞状态。
“村民(指剩下的村民)觉得拆迁赔偿低了。”该村小组长张红岗说,“开发商则认为,按村民提出的赔偿标准,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,担心收益没保障。”
这一停,让沙沟尾老村的拆迁改造项目成了“半拉子工程”。虽然空房还未被拆,但是未搬走的村民和已搬走的村民,已经分成了两派。双方明里虽然没有冲突,但是暗里存有隔阂。
分裂
“以前过个节,村里热热闹闹的,现在都成什么样了?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像是租户,各不往来,互不关心。”
沙沟尾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,“沙沟尾老村回迁方案”贴在墙上。这是一张现代化的城市小区规划图,有13栋高层住宅,其中3栋属于回迁房。
这个将沙沟尾老村囊括在内的规划方案,现在只完成了一半左右,建成的部分位于老村东北边的怡合景苑小区,这个2013年开建的小区近期已开始交付使用。意味深长的是,小区临近老村的一堵围墙上,安上了带刺的铁丝网。
老村的106户村民在外租住4年后,前不久陆续办了接房手续,开始装修怡合景苑小区的新房。不仅如此,还有一些村民返回老村,把空置已久的老房子也装修一番,打算用来出租。
这一举动,让那些未搬走的村民颇为反感。65岁的下岗工人张武易,一个常用“消灭”“抗战”等词的人,把那些已搬走的人称做“汉奸派”,而没搬走的,他就叫做“抗战派”。
张武易下岗已逾20年,此前打过各种零工,现在顶替老伴做环卫工,每天早上6点起来扫地。“房子不好租,不然就不来扫地了。”
张武易扫地时,常穿一双黑色皮鞋,在
里面那件领口已磨破的蓝色衬衫外面套上橙色环卫服。下岗后,他不幸患了白内障,戴着一副自称“有1000度”的黑框眼镜。
虽然儿子儿媳已住上了新房,但张武易和老伴仍在村里当“抗战派”,因为他还要经营房屋出租生意。但是,那些已搬走的村民回来装修房子后,他就不高兴:“以前好租,现在不好租。那些人再回来装修、出租,其他房子更租不出去了。”
其他未搬走的村民也担心租房生意受影响,也很关注已搬走村民的动态。
9月10日中午,几个工人正在装修一栋3层民房。这栋房子的主人搬走后,窗户框架全部被清走,屋内墙皮剥落,红色大门锈迹斑斑,水电表也没了。工人给这栋外侧墙体上还留有“拆”字的房子重新粉刷,大门刷上红漆,用石膏粉刷了墙体,窗户又重新安上框架,水电表也准备重装。
几天后,房子装修好了,房子的男主人回来了。“这是我自己的房子,我有权决定怎么用,别人管不着。”房主40岁左右,留平头,讲话时双手抱在胸前,对其他村民的看法不以为然。“我们在外面住得很好。”他说,“他们不想搬走,那是他们的事。”
“现在村子烂透了。”只聊了几句,他丢下一句气话,然后径直走进屋里,关上红色铁门。
这句气话,村里不止一个人说过。“以前过个节,村里热热闹闹的,现在都成什么样了?”董珍回忆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修路、盖房子等大事,村民都是集体出动,“你帮我,我帮你,大家一起做”。
到了八十年代,虽然分田到户,但村里流行帮工。董珍家盖房子,亲戚及其他村民都过来帮她,“不用出钱找人来帮”。其他家盖房子,董珍家也帮忙,当作是“还工”。遗憾的是,这种关系早已瓦解,如今邻里之间往来越来越少,盖房子都要请人,“有钱才往来,不给钱不帮忙”。
董珍家儿子小的时候,有一次在邻居家门外玩耍,当时正值中午,太阳很晒,邻居一位老人拿出一把伞,给孩子遮阳。“现在我孙女在外面玩,遇上太阳辣或者下雨,我从没听说过有人给她伞。”董珍感慨,“有时候觉得,现在邻里之间的关系像是租户,各不往来,互不关心”。
谈及邻里关系,一个40多岁的村民更是生气地反问:“你看现在村里的房子都成这样,还谈什么村民之间的关系?问得真是奇怪。”
隔阂
碰见搬走的邻里、亲戚,张武易仅限于简单打个招呼,以往爱聊的家长里短,都不说了。“在一起没什么可讲的。”
张武易记忆中的沙沟尾老村,是个“亲上加亲”的村子。村里盛行联姻,以至于“半个村子都是亲戚”。搬走的和没搬走的,彼此也不乏亲戚关系。“大家都是亲戚,你也不好说人家什么,见个面还是打招呼。表面上跟以前差不多,但是心里面有隔阂了。”
张武易在村里有五六家亲戚,其中有两家4年前搬走。这两家亲戚现在已住进怡合景苑小区,虽然小区就在村子的东北边,但是几乎没有了来往。
有一天早上,张武易出门买菜,在村东口碰见一个亲戚,骑着电动车从小区出来。
“去哪点?”张武易打招呼。
“去买菜。”对方回答,并礼节性地问张去哪里。
“我跟他说,我也是去买菜。”简单地交谈后,亲戚说了声“那我先走了”,然后一个人骑电动车走了。”张武易回忆,对方没有提出载他一程,他也不想坐对方的车,“还是我自己去好点”。
“要是以前,就会聊上一阵,或者是一起去买菜。”张武易说,他碰见搬走的邻里、亲戚,仅限于简单打个招呼,以往爱聊的家长里短,都不说了。“在一起没什么可讲的。”
董珍比较不同。她放得开,跟人家更谈得来,不管是见着亲戚还是相熟的村民,她并不介意一起聊天。但是,她不会跟那些已搬走的人,包括她的亲戚聊拆迁、赔偿的事情。
董珍有两个儿子,都已成家立业。2011年之前,大儿子住在董珍夫妇上世纪盖的老房子里,小儿子结婚后住在2010年盖的新房里。董珍跟小儿子住,老伴则跟大儿子住。2011年,在决定是否签拆迁协议的关键时期,大儿子没跟董珍通气就签了协议,
消息是半个月后大儿媳告诉她的。
董珍很生气,便责问大儿子:“房子虽然说现在是你在住,但那是我们老两个辛苦盖起来的,要拆了,你也不跟我说一声!”
大儿子当时顶了一句:“签都签了,你说我咋个办?”
董珍一气之下,再也没去过大儿子家,大儿子搬走那天也没跟她说。直到今年7月,大儿子家搬进了怡合景苑小区,她才去过大儿子家一回。现在谈起这事,董珍还是生气,连连说“真是烂透了”。
75岁的村民董平,4年前也因为签协议这事,与他的一个亲姐姐关系骤降至冰点,直至今日。
董平的亲姐姐嫁在同村的一户人家,和他家相距不远。他和姐姐关系很好,平时也经常串门。后来姐姐搬到了昆明市内的新房住,但两家也还一直保持正常的亲戚关系。
2011年沙沟尾老村启动改造,董平家觉得拆迁赔偿低,没有签协议,而他的姐姐一家则想签协议。
“我那天上午跑去她家劝说,后来老妈子(指董平的媳妇)也去了,喊她不要签。”董平回忆,“我姐上午什么也没说,但是到了下午,一声不响就签了。都这样了,我还能说什么?”董平说,他从这事中体会到,如今“跟以前不一样,人心已经散了”。
对于姐姐当初的选择,董平并不愿谈及更多。他说后来他理解了姐姐的难处,但两家不再经常来往串门了,“除非生病了,买点东西去看下”。
石碑
村名碑立起来后,张武易觉得这是好事,“有利于‘抗战’”。但他忽略了一个细节:村名碑的背面,刻着“和谐”两个大字。
虽然沙沟尾老村的拆迁已停止,但是董珍、张武易和其他老人仍在担心,村子可能不久后的某一天就要被拆掉。
“村里的老人平时交流时,都流露出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个纪念的想法。开会讨论后,决定留个永久性的东西,即使以后房子拆了,也能永久保存下去。”张红岗说。
今年5月,该村老年协会提议,立一个村名碑。“祖宗几代都生活在这里,以后万一小区盖起来了,怕后人晓不得沙沟尾村在哪点。”董珍说出了村里老人的想法。“即使以后老人不在,年轻的都搬走了,也还有个石碑在那。”
立村名碑的提议得到了该村小组的支持。村老年协会会长及村里多名党员专门去考察立碑地点和选材。最后选中了一块市值5.5万元的大理石碑,并讨论确定刻在石碑上的内容。
7月23日上午,在沙沟尾老村东口,10多个村民把这块高约4米的大理石碑立了起来,地点在一块事先辟出的空地上。
这10多个村民中,没有已搬走的人,从提议到立碑,搬走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。他们是在怡合景苑小区交房,以及部分人返村装修老房子时,才得知村东口立了块石碑。
“(立石碑的事)全部都赞同,是个好事。”张红岗肯定地说。
虽说这块村碑是以村集体的名义设立的,但也有村民认为,“村集体”不应该包括已搬走的人。张武易就觉得,已搬走的人“虽然户口还在村里,但是已经不算我们村里面的人了”。
这块村名碑立起来后,张武易觉得这是好事,“有利于‘抗战’”。老人觉得,它可以帮“抗战派”的村民,“对抗”已搬走的村民。
但是,他忽略了一个细节:村名碑的背面,刻着“和谐”两个大字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董珍、张武易均为化名)
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,村民们只能洗脚上田,“过着既不是市民,也不是农民的生活”。沙沟尾村不再宁静,村民的心也不安定。这几年,董珍越发感觉到,身边的人,包括她自己,比以前更焦虑了。“现在经济条件比以前好,但是个个都怕过得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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